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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代言：有规矩才成方圆******

　　【影视锐评】

　　作者：任孟山（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电影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包括知名艺人、娱乐明星、网络红人等在内的明星代言活动做出明确具体、更具操作性的规定，为坚持正确广告宣传导向、廓清行业风气、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维护广告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提供更为有效的保障。其中强化对明星代言的约束部分，引发了业界的普遍关注。

　　以前明星代言一出了问题，往往是公司作为明星的“马甲”，代为受罚。而公司受罚到一定程度，往往会注销了事或者归于静默。明星不再以此公司从事相关活动，转而由新法人注册新公司，继续运营。《指导意见》规定“对于明星虚假、违法代言的，要坚决依法处罚到明星本人，不得以处罚明星经纪公司替代对明星的处罚”。这就将处罚具体到了明星本人。不仅如此，《指导意见》还强调，“对于明星虚假、违法代言情节恶劣的，要加强公开曝光，依法依规列入个人诚信记录，加强失信联合惩戒”。在现代社会，如果被列入失信名单，就意味着个人的社会信用有污点。这不仅会降低明星本人的品牌价值，还会制约明星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此政一出，大大提高了明星代言的违规成本，势必使明星在产品代言中更多谨慎小心。

　　不过，处罚毕竟发生在出现不良后果之后。若要治本，从源头消除明星代言的不规范行为，则需完善法律法规，从代言行为的初始阶段开始制约监督。正因如此，《指导意见》中关于“明星本人应当充分使用代言商品，保证在使用时间或者数量上足以产生日常消费体验；象征性购买或者使用代言商品不应认定为广告代言人已经依法履行使用商品的义务”的规定，乍看上去出人意料，细想起来很是到位。所谓明星，要么有脍炙人口的作品，要么有深入人心的角色，要么有惹人关注的话题。这些特质容易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厂家之所以愿意找明星代言，正是看重这些明星的注意力资源。很多影视演员在短时间蹿红，各种产品代言立刻找上门来，使注意力资源有了变现的可能。但注意力资源并不稳定，甚至是转瞬即逝的。有的明星生怕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为了在短时间内将利益最大化，在高额代言费的诱惑下对代言产品来者不拒。他们当中有的人被各种事务缠身，根本没时间了解代言产品。代言时，只得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广告词照本宣科，利用明星光环和营销话术，吹嘘甚至夸大产品质量功效。有的人则代言并不适合自己或与自己原本的生活消费理念相悖的产品。比如某明星明明为了保持身材只吃健康食品，却在广告里热情推荐大家购买快餐、速食。某明星自己只用价格昂贵的高端护肤品、保养品，却代言中低档产品。还有代言金融产品的明星，自己没有投过一分钱，却在广告中言之凿凿地说收益颇丰。这种明星不珍惜自身形象，只看重眼前利益，演艺事业之路注定走不长远。从这个角度看，《指导意见》从全流程规范明星代言行动，明确其责任，对于捋顺明星代言市场行为规范大有裨益。

　　当然，有规矩才能成方圆，外在约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代言乱象。但要想根除明星代言的各种问题，还需要明星乃至整个文娱和广告行业转变观念，将社会责任放在经济利益的前面。明星及其经纪团队要懂得广告主花巨资请明星代言，是因为受众将作品或角色的光环转移到商品上来。好的代言可以使明星的个人魅力和作品或角色魅力同频共振，实现双赢。而不好的代言则可能使明星名声受损。所以必须立足本业，不断创作优秀的作品或角色，才能一直拥有“明星范儿”。接代言时必须谨慎，时刻将声誉、信誉、品德放在首要位置，做好产品审查工作，做到合规合法，合乎受众的期待。

　　总而言之，在代言之前，明星要潜心生产创作，提高道德修养，推出更多优秀作品。代言开始时，明星要在真实使用产品、全面了解商家之后做出谨慎决定。在代言过程中，产品一旦有问题，明星本人必须为虚假代言等行为受到相应惩罚，体会到决策不谨慎引发之“痛”。多管齐下，才能还广告市场和文娱领域一片清朗的天空。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5版）

“孩子喊父母回家” 鼓励返乡就业除了亲情牌还有哪些招******

　　紧紧抓住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充分利用好各类政策红利，为返乡就业创业提供全面支持

　　据报道，今年春节，江西赣州多地继续推进“孩子喊父母回家上班”行动，增强父母对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的意识，动员留守儿童家长返回家乡就业创业，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赣州市崇义县妇联表示，将通过加大宣传力度、组织举办活动等方式，切实为有求职需求的妇女群众搭建就业咨询平台、提供就业咨询服务，促进更多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大量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背井离乡，到城市就业打拼，一般只有春节期间才会返乡一次。这样一种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凸显。留守儿童得不到父母更多的关爱，加之隔代教育的弊端，并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如果能够吸引父母返乡就业创业，在家门口上班，并实现家庭团圆，将会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没有创新性的举措，可能很难真正让外出务工人员愿意返乡就业。就此而言，赣州市的做法值得肯定，但除了打“亲情牌”，地方政府还应出台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政策措施，真正促进更多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笔者曾到部分乡村地区调研发现，农村地区主要是留守老人和儿童居多，青壮年劳动力多数外出务工。虽然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在加快完善，但是青壮年返乡创业就业的比例仍然偏低。不少打工家庭还将子女迁出农村，到城市和县城上学。

　　之所以人们舍近求远地外出务工，归根到底还是农村本地的就业机会乏善可陈，工资收入不高。与此同时，农民长期以来存有一种离土入城的愿望，希望可以在外闯出一片天地，并在城市稳定和定居下来。

　　鉴于此，在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方面，地方政府应认识到乡村治理问题的严峻挑战，从系统层面整体推进，才能循序渐进地取得进展。特别是要紧紧抓住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充分利用好各类政策红利，为返乡就业创业提供全面支持。

　　返乡就业创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劳动力的供需矛盾，即产业基础薄弱和就业机会稀缺。地方政府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特别是因地制宜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返乡人员就业创业提供产业基础。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很难产生强有力的竞争力，更不要说吸引劳动力返乡了。

　　农村劳动力的供过于求使得工资收入偏低，劳动权益保护不够的问题仍然部分存在。这意味着各地要加强农村地区的规范用工，强化劳动权益保护，使农村劳动者也能够获得应有的薪资和福利，保障他们就近工作的权益，切实解决他们返乡就业的顾虑。

　　不少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不高，难以适应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也影响了企业投资设厂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创新形式方式，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提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使他们可以投身当地制造业、手工业和乡村文旅等新兴产业。

　　另外，还可在城市发力，推动更多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县城定居，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并为随迁子女提供更好的公共教育服务。

　　近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意味着会有更多人向城市聚集。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归属感，更愿意留在城市发展，而不是返乡生活，为此，城市应考虑吸纳更多农村人口实现市民化，推动城市扩容增效和均衡发展。毕竟，安居才能乐业，宜居方能宜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